这个机密代号为“601”的项目，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简称“生化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简称“有机所”）和北京大学协作，历时七年完成。 然而，当年生化所向这项可与“两弹一星”并肩的科学高峰发起挑战、挑起组织攻关“大梁”时，成立还不到一年。是什么让这个“初生”的研究所敢于挑战一件被《自然》杂志认为“遥不可及的事情”？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精神大讲堂”暨上海分院“报国讲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林在题为“结晶映甲子初心照未来——纪念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工作六十周年”的报告中提到，生化所的开创者们敢于挑战科学难题，科研管理者充分尊重科学规律，最终胜利征服了这座科学高峰。 1955年，英国化学家桑格完成了胰岛素一级结构的测序工作，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测定一个蛋白质的结构。不过，由于受到各种条件限制，想要人工合成这个蛋白质，非常困难。当时，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断言“合成胰岛素将是遥远的事情”。 1958年，桑格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同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刚刚独立建所。首任所长、我国生物化学领域泰斗王应睐先生召集科研骨干开“神仙会”，研究“生化所应该做什么”。 “当时，中国科研百废待兴，条件极其艰苦，第一代生化所人并没有为眼前所困。”李林说，如果只是为了快出成果，他们完全可以因陋就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他们却只问“应该做什么”。 李林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钻井工人“铁人”王进喜在大庆油田喊出一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不仅是是石油工人的豪言壮语，同样也是科学家心头的一股劲儿。 当时，攻关团队首先要解决的是人工合成过程中的两个关键科学问题。其中一个是，把天然胰岛素拆开后再组装起来，就看不到生物活性。为此，大家为天然胰岛素拆合先后进行了200多次实验，终于测到了活性，解决了这一科学问题。 “科学问题解决了，剩下就是堆肽链的技术活了。”在这种乐观情绪下，很多单位“一拥而上”，上海分院的合成团队扩大到300多人，进行“大兵团作战”。 可是几个月后，“堆肽链”并没有成功。王应睐开始反省这种“大兵团”模式。1961年，聂荣臻副总理到生化所视察，表态说：“你们做，再大的责任我们承担，人工合成胰岛素100年也要搞下去。” “重温历史，从前辈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李林说，前沿探索中不怕曲折与艰难，就怕轻敌与冒进。如何避免低水平重复、盲目扩大规模，如何抓住裉节问题坚持下去，这些在今天的科技创新中仍是我们时时需要警醒的。 “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的王仲良，并不是科学家出身，但他在项目受挫时，坚定地尊重科学规律，相信科学家。”李林认为，正是科技管理者的这种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态度，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提供了坚实保障。 协作组由王应睐任组长、有机所汪猷任副组长，有机所和北京大学共同负责合成21个氨基酸的A肽链，生化所负责合成30个氨基酸的B肽链，并承担最后A、B肽链组合折叠获得活性胰岛素的工作。 当时，三方约定：“不搞上海的胰岛素，不搞北京的胰岛素，不搞这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那个单位的胰岛素，联合起来，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岛素。” 在李林看来，前辈门这种团结一心、共同挑战科学高峰的精神，在当下的大科学时代更需要传承，“联合起来，一心一意，才能成就大事业”。 终于，在1965年9月17日，牛胰岛素结晶在试管中折射出了清晨的阳光。很快，这一成就轰动了世界，获得大奖无数。时任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瑞典科学家蒂塞利乌斯访华后说，“中国正迅速走上科学大国的道路”，还曾邀请中国参加诺奖评选。生化所也成为许多国外政要、诺奖得主来华、来沪的探访之地。 “王应睐给生化所留下了献身、求实、团结、奋进的所训，对比2019年提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老一辈学者早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李林说，先生虽然淡泊名利，但他的精神永远被后辈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