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鹤壁19岁男子打车从上海虹桥高铁站到浦东新区，本与司机私下谈好100元，但付费时不小心付成1010元，索要无果，数日后自杀。 据九派新闻7月22日消息，男子的哥哥郭先生讲述，出事的是家中最小的弟弟，将满19岁，第一次来上海，本准备投靠在上海当地打工的堂弟，“但没想到刚到上海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郭先生介绍，3月29日，弟弟原本从上海虹桥高铁站下车，准备打车到浦东新区宝佳苑小区附近，出站时与一运营车辆司机私自约定了100元的车费，因操作失误，支付成了1010元，司机收钱后开车离开。弟弟发现后通过微信留言要求退款，司机没有任何回复。 4月3日晚，哥哥从同伴处得知弟弟有轻生念头，4日从河南赶赴上海，随后和家人及警方一同寻找，历经近6天，最终于9日晚上在苏州穹窿山发现弟弟遗体，并确认其于4月6日凌晨3点多喝农药自杀。郭先生称，此前弟弟曾流转于苏州打工。“有游客主动报案说在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郭先生听民警说，找到弟弟时，他的周围还有一个敌敌畏的瓶子。 从事发到现在，司机从未主动联系过家属，刚开始跟司机打了一通电话还能打通，后来就再也无法接通。处理完弟弟的后事，郭先生把司机告上法庭，主要诉讼请求是要求司机返还多付的车费。“7月16日开庭，他也没有到场”。 潇湘晨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在社交平台上，疑似有人将司机的车辆、车牌信息以及其他个人信息进行了曝光，相关话题词登上热搜，有不少网友对司机进行谴责，更有直接谩骂的留言。 19岁男子错付的车费属于什么性质？男子的家属是否还能主张其他权利？在上述事件中，车主的个人信息被扒，车主如被骚扰、谩骂，是否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国家“双千计划”法学专家、芙蓉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平凡进行了解读。 陈平凡认为，男子多支付的910元车费在法律上属于不当得利。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司机无合法依据获得乘客多付的款项，导致乘客利益受损，应承担返还义务。从法律层面看，多付的款项可追回。家属已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司机返还多付的910元，法院有权判决司机履行返还义务。尽管司机在庭审中缺席，但法律程序仍会推进。 除了追回车费，家属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需证明司机的行为与男子自杀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例如，司机拒不退款可能加剧了男子心理压力，若法院认定其行为具有过错或违反公序良俗，或可支持部分赔偿请求。不过此类主张的成立需结合具体证据和司法裁量。 对于司机个人信息疑遭泄露，律师认为，法律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即使司机存在道德争议，其合法权利仍受保障。该事件反映出制度救助与道德教育的必要性，也警示公民需依法维权、避免极端行为。 河南鹤壁19岁男子打车从上海虹桥高铁站到浦东新区，本与司机私下谈好100元，但付费时不小心付成1010元，索要无果，数日后自杀。 7月21日，男子哥哥郭先生告诉九派新闻，出事的是家中最小的弟弟，将满19岁，第一次来上海，本准备投靠在上海当地打工的堂弟，“但没想到刚到上海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郭先生介绍，3月29日，弟弟原本从上海虹桥高铁站下车，准备打车到浦东新区宝佳苑小区附近，出站时与一运营车辆司机私自约定了100元的车费，因操作失误，支付成了1010元，司机收钱后开车离开。弟弟发现后通过微信留言要求退款，司机没有任何回复。 4月3日晚，哥哥从同伴处得知弟弟有轻生念头，4日从河南赶赴上海，随后和家人及警方一同寻找，历经近6天，最终于9日晚上在苏州穹窿山发现弟弟遗体，并确认其于4月6日凌晨3点多喝农药自杀。 郭先生补充，事发到现在，司机从未主动联系过他们，刚开始跟司机打了一通电话还能打通，后来就再也无法接通。处理完弟弟的后事，郭先生把司机告上法庭，“7月16日开庭，他也没有到场”。 郭先生记得，3月29日，弟弟准备去上海投奔在当地工作的堂弟，“他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但是第一次到上海”。从上海虹桥高铁站下车后，弟弟由于对高铁站的出站方式并不熟悉，在出站口与一运营车辆司机商量，以100元的价格将其从上海虹桥高铁站拉到浦东新区宝佳苑小区附近。 据郭先生所述，下车前，弟弟通过微信二维码扫码转账的方式向司机进行支付。但因操作失误，向司机支付了1010元。随后，缓过神的弟弟通过微信支付记录向司机留言：“你好我这边付多了，能不能退回来。”但这条消息始终未得到回复。 31日，弟弟在堂弟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市浦东分局杨园派出所报警，但警方只帮忙提供了司机的车牌信息，更多的信息没法提供。 “这个事出现以后他就没有去找工作，一直在我堂弟那边住。”郭先生说，4月3日下午7点多，郭先生从堂弟口中得知，“弟弟不见了”，同时还被告知弟弟有轻生的念头。但这时弟弟已经联系不上。 4日一大早，郭先生从河南老家赶往上海，下午4点到了之后就开始寻找。并且向派出所打电话报案，调取监控情况。后来通过各方面查监控得知，弟弟跑到了苏州。 郭先生称，此前弟弟曾流转于苏州打工。郭先生随后又在苏州警方帮助下，排查相关监控，最终在苏州穹窿山发现弟弟遗体，“有游客主动报案说在山里发现了一个尸体。” 郭先生想到，在与弟弟失联后，他曾在全网搜寻弟弟消息。4月6日上午9时，他收到弟弟同学发来的消息。弟弟在当天凌晨4时许曾向该同学发了两条均为10秒的语音，语音里，弟弟的声音很模糊，很难听懂其在说些什么。直到10日凌晨，郭先生反复听取录音发现，弟弟在语音里说，“我喝了半瓶敌敌畏，过几天再和家里人说吧。” 郭先生介绍，加上弟弟，家里本来有5口人，弟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9月将满19岁，性格有些内向。父母都50多岁，父亲因身体患病已没有务工，主要靠母亲打零工，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弟弟去世后，父母每天以泪洗面，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 “他原本准备去上海进厂打工，没想到刚到就出了这个事。”郭先生说。事发之后，他通过律师找到了司机的联系方式，但是只打通了一次，“我打过去说在什么时候我弟弟多付了点钱，但你多收钱了之后，没退给我们，导致我弟弟去世了。”郭先生补充，电话那头始终无人讲话，且在郭先生陈述后挂断了电话。后来该电话再也无法接通。 4月16日，处理完弟弟的一切后事后，郭先生向法院起诉了司机。据郭先生提供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传票”，郭先生以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于7月16日下午2时在外高桥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