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为更多女性得以登台发表观点、展现魅力而高兴，有人因为被观众和能力好且长得帅的同性做对比而破防，给观众扣上“看脸下菜碟”、“女色狼”的帽子。 如果说这两位还是基于“某种现实”，在揶揄柳岩“靠身材出位”（下文会聊这种思维的局限性），下面这两位则是明晃晃地将“女性客体化”搬到台面上： 当着本人的面，以高姿态交流是不是喜欢，两位是想当众展现猥琐？当然不是，是他们没觉得这样有问题，他们认为女生，特别是“柳岩这样的女生”被点评、被凝视很正常。 包贝尔被拍到偷看柳岩胸部，回应竟然是：“我确实忍不住”，“我对得起自己的眼睛”，“我正常男人，只是倒霉总被抓而已”。甚至还@柳岩，说“看没事，上手就是流氓，是吧。” 颁奖礼上，主持人吴宗宪公然在台上没完没了地开低俗玩笑，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柳岩只能以笑掩饰，被当众性骚扰，不能反驳，不能生气。 事件发生后，有人为柳岩鸣不平，有人赞扬贾玲仗义，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玩笑，为了“助兴”罢了，更有甚者问：为什么只扔她不扔别人？她形象如此就该被这么闹以体现价值。她的性感被默认为“可共享的娱乐资源”。 也许到现在那些人也认为自己没有错，反而认为自己是被做局毁了婚礼的可怜人。事实上，毁了婚礼的是他们的无礼与愚昧。 幸好，柳岩没觉得正常，也没被驯化。早在2016年她就指出：她不介意扮性感，但她介意被物化。她清晰区分自我表达与性别压迫：展示身材是自由意志，而被视为取悦男性的工具则是必须反抗的客体化。 她发出疑问：“物化女性、男权社会……我们允许女艺人做到什么程度？‘婊’会永远是贬义词吗？”那时的她已经认识到，系统性歧视与双重规训。 她不想再被“物化”，她说：“我不想成为一个可以被任何人调戏的柳岩。”这些话，如今看来依旧掷地有声，在彼时尚未形成女性主义公共讨论的环境中，她如此勇敢坚韧。 同时，她在作品上也开始发力，在大鹏导演的作品《受益人》中，她饰演重要角色主播淼淼，一个卸妆片段，让人共情心疼，这个角色也获得了澳门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奖。 许多人觉得柳岩不值得同情，认为“被凝视”是她的主动选择，她早年间之所以能杀出重围就是选择以暴露身材为捷径，那就应当承担捷径的代价。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 社会告诉女人：“你有捷径退路，只要你‘向下’就能‘向上’”。但通过向下捷径抵达目的的人，很难抵达真正的成功或幸福，因为她不掌握以自我为核心的本领，不掌握话语权，没有主体性。 相反的，社会告诉男人：“你只能靠自己，不断向上”，在主流社会语境下靠自己才是正义的、道德的、能被认可的。捷径被“看不起”，更甚者一些触碰法律红线的事情都显得比从事色情服务更加“有本领”。 有人说：认为没人逼迫，都是选择。但，声音存在即压迫，女生从小到大听到的向下诱惑声太多，社会也处于某种价值默认。当生活困境反复袭来，诱惑的低语魔咒般复现，不滑落需要定力。 为什么这份诱惑女生独有？本质上，很多人依旧认为女生的核心价值是观赏价值与依附价值。脱口秀演员嘻哈从安全性与舒适性吐槽空姐不应该穿丝袜，结果被攻击，认为丝袜是空姐的职业特性：“我机票这么贵，你工资这么高，就该这么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