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车祸，双方签了“一次性补偿协议”，赔了7万多元，本以为尘埃落定。谁料两年后，拿到十级伤残鉴定书的伤者，一纸诉状将主责方告上法庭，要求再赔9万余元。面对“翻旧账”，主责方直呼“无语又委屈”，而原告方坚称原协议遗漏了重大法定赔偿项目。该案于7月15日在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宣判。该案也将“和解协议”效力边界推到了法庭之上。 时间回到2022年11月，成都中和大道一段发生一起电动自行车相撞事故。经公安机关认定，逆向行驶并闯红灯的魏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在机动车道上行驶的外卖员赵某某承担次要责任。 事故造成赵某某左膝关节胫骨粉碎性骨折。经协商，双方于当年12月签订一次性补偿协议，约定赵某某自愿同意对方一次性赔偿、补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交通费、营养费等费用共计7.28万元（含3.48万元医疗费用）。 然而，时隔两年多后，今年5月，魏某却突然收到法院传票。原来，赵某某以车祸造成十级伤残为由，另行起诉要求其支付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9万余元。 魏某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当时事故发生后，他立即将对方送至医院治疗，并垫付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共计3.48万元，还请假护理对方半月。后来双方才签订了《协议书》，明确约定他在履行付款义务后，对方不得再就此事主张任何权利。 红星新闻记者看到，《协议书》中写有，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之后双方不再有任何权利、义务，以后因此事衍生的结果、费用等也由赵某某自行承担，魏某对此不再承担任何责任，此事永不再议。魏某汇款后，赵某某方任何人就此事保证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鉴定、调解等方式向对方主张其他任何权利、费用。 对于对方的起诉，魏某认为，他已经履行了赔偿义务，且协议签订时赵某某已了解自身伤情，现在时隔两年再行起诉，既违反协议约定，也有违诚信原则。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说：“收到传票时有点无语，也很委屈。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直接让法院判，省得现在又被翻旧账。” 首先，当初协议签订时，赵某某由于认知能力受限，未意识到残疾赔偿金的存在，因此未进行伤残鉴定，导致协议未包含残疾赔偿金这一重要赔偿项目。事后经专业机构鉴定，赵某某构成十级伤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赵某某应依法应享有约9万元的残疾赔偿金和5000元精神抚慰金，而原协议中仅涵盖7.28万元的医疗费、护理费等基础赔偿，低于法定赔偿标准。 律师表示，赵某某在2023年鉴定后才明确知晓权利受损，也在诉讼时效内，此次他未直接主张签订的协议无效，而是要求追加残疾赔偿金，这属于不同范畴的法律认定。 随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交通事故纠纷不断增加。一旦发生事故，后续处理程序多、耗时长、成本高，部分受害人为尽快获得赔偿款项，往往选择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但在签订后，时常出现一方反悔的情况，导致“和而不解”，最终仍需通过诉讼解决。 红星新闻记者查询到，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所发布的案例中提到，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经过平等协商自愿达成赔偿协议，且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赔偿协议有效。而常见的影响协议效力的事由包括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需要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对“交通事故一次性赔偿协议”效力进行认定。 红星新闻记者看到，在江苏省丰县一起由一审打到再审的案件中：2016年李某驾车撞伤行人刘某，李某全责，车辆投保了保险公司。之后三方签订《交通事故和解协议》，约定赔偿刘某11.81万元后“一次性了结”，刘某放弃一切诉权。待保险公司付款后，刘某反悔并起诉索赔16.77万元。 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均驳回刘某诉求。法院认为，协议内容无违法或显失公平情形，合法有效，且协议经自愿签订且履行完毕，受害人再行索赔已无依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在另一个请求撤销协议的诉讼中：2018年张某玲驾车撞伤张某生，张某玲全责，之后双方签订《交通事故和解协议》，约定张某玲“人道主义补偿”1.7万元后不再担责，张某生放弃索赔权。 后经鉴定，张某生颈髓损伤、四肢瘫，构成五级伤残，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需要完全护理依赖，实际损失达92.64万元，因此起诉请求撤销协议。 法院认为，张某生实际损失92.64万元，扣除保险最高赔付62.2万元后仍有30余万元缺口，而协议补偿仅1.7万元，差额悬殊，协议签订时张某生的治疗未终结，处于急迫用钱的状态，且缺乏专业判断能力，存在重大误解。且协议以“人道主义补偿”为名，未覆盖法定的伤残赔偿金、护理依赖费等，规避了侵权责任。符合《民法典》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情形，最终一、二审法院均判决撤销。 从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认定标准、处理方式并不统一。法院的审理思路及裁判标准主要是，和解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情形，主要是衡量协议赔偿的数额是否远低于受害方的实际损失，或者可获得的保险赔偿数额。其次，当事人对和解协议的效力是否提出异议，受害人是否放弃起诉权，保险公司、侵权人是否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也是考量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