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Peter Thiel），这位硅谷最难以捉摸的创始人和投资人，以其逆向思维和对未来的悲观预言而闻名。作为PayPal和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以及Facebook的首位外部投资者，他亲手塑造了我们所处的数字时代。然而，十多年前，他却率先提出了“大停滞”（Great Stagnation）的论断，认为除了计算机和互联网，我们的世界在技术和经济上早已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沉寂。 在近日的一次深度访谈中，蒂尔不仅重申并深化了这一诊断，更将其从技术经济领域，延伸至政治颠覆乃至末世神学。他解释了为何必须通过支持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颠覆者来对抗社会的“颓废”，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这片停滞沙漠中唯一绿洲——的矛盾看法，并最终抛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警告：人类面临的终极风险，并非技术灾难本身，而是一个以“和平与安全”为名、利用我们对灾难的恐惧-- 一个现代版的“敌基督”。 核心观点摘要对于技术停滞：“从1750年到1970年，是一个不断加速变化的时期……然后在各个维度中，事情减缓了。我仍然广泛相信停滞论。我们有计算机、软件、互联网，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足够让我们走出这种普遍的停滞感？”对于打破僵局：“如果我们找不到回到未来的方法，我确实认为社会会解体。我会把中产阶级定义为那些期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做得更好的人。当这种期望崩溃时，我们就不再拥有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了。”对于政治颠覆：“当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说‘让美国再次伟大’时，我们至少可以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一些对话。在一百年来的第一次，我们有一个不会给我们这种甜腻的布什胡言乱语的共和党人。”对于人工智能的局限：“它介于不算什么和彻底改变我们社会之间。这表明，限制因素不是智商，而是我们社会深层次存在的问题。如果人工智能只是传统的聪明，如果它有点从众，那也许这不是能够带来变化的聪明。”对于终极风险“敌基督”：“抗基督统治世界的方式就是不停地谈论世界末日。不停地谈论存在风险，这就是你需要规范的内容。这与17、18世纪的图景正好相反，那时的抗基督像某个邪恶的科技天才。在我们的世界里，更可能是格雷塔·通贝里。”大停滞：50年诊断 彼得·蒂尔思想体系的基石，是他早在2011年就提出的“大停滞”假说。他认为，自1970年代以来，除了信息技术（他称之为“比特世界”），人类在物理世界（“原子世界”）的进步基本停滞。航空速度止步于协和飞机，能源技术未能突破，生命科学在攻克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等重大疾病上进展甚微。 在蒂尔看来，这种停滞并非抽象的学术概念，而是普通人能切身感受到的现实。经济数字就是，生活标准与你父母相比如何？如果你是一个30岁的千禧一代……与你的婴儿潮一代父母30岁时相比，你过得怎么样他反问道。当一个社会不再能普遍承诺下一代会比上一代过得更好时，其根基便开始动摇。 他用电影《回到未来》作为一个生动的思想实验：从1955年到1985年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但从1985年到今天，除了人手一部的手机，我们的城市、交通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停滞的后果是致命的。如果我们找不到回到未来的方法，我确实认为社会会解体，它不再有效。我们所有的制度都是以增长为基础的。他指出，无论是里根时代的“消费者资本主义”还是奥巴马时代的“低税收社会主义”，本质上都是依靠对未来增长的预期来借贷，一旦增长停滞，整个体系将难以为继。 面对这种他称之为“颓废”的社会状态，蒂尔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主动承担风险，进行颠覆。这不仅适用于技术投资，更适用于政治。这解释了他在2016年成为硅谷极少数公开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重量级人物的动机。对他而言，这是一场政治领域的风险投资。 他并不期望特朗普能神奇地解决所有问题，但他认为，特朗普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必要的冲击，它撕下了社会一切安好的虚伪面纱，迫使人们直面衰落的现实。然而，这种颠覆性投资的代价是高昂的。蒂尔坦言，政治的零和博弈本质极具“毒性”，让他如今对直接的政治资助变得“精神分裂”。 更有趣的是，他观察到，连曾经代表着终极“逃离方案”的埃隆·马斯克也改变了看法。蒂尔分享了一段与马斯克的对话，这段对话揭示了硅谷心态的深刻转变：我说，如果特朗普没赢，我想离开这个国家。然后埃隆说，‘没有地方可去’。我才想到，哇，埃隆，你不再相信去火星了。2025年是埃隆不再相信火星的年——不是作为一个愚蠢的科技项目，而是作为一个政治项目。 在普遍停滞的图景中，人工智能是唯一耀眼的例外。作为AI领域的积极投资者，蒂尔承认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但他对AI的革命性潜力，远比硅谷的主流论调更为审慎。 它介于不算什么和彻底改变我们社会之间。我大致认为它在90年代末互联网的规模上，我不确定这是否足以真正结束停滞。他认为，硅谷普遍存在一种“智商崇拜”，认为只要创造出超级智能，所有物理世界的难题——从痴呆症到星际旅行——都能迎刃而解。蒂尔对此深表怀疑。 他指出，真正的瓶颈可能并非智力本身，而是文化和制度的僵化。这表明，限制因素不是智商，而是我们社会深层次存在的问题。我们是否容忍异端的聪明人？如果人工智能只是传统的聪明，如果它有点从众……那也许这不是能够带来变化的聪明。 这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人工智能非但不能打破停滞，反而可能以一种更高级的形式将其固化。一个“从众的”AI，可能会像Netflix的算法一样，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数平庸但可被接受的内容，让社会在一种虚假的繁荣中陷入更深的文化停滞。 在访谈的最后，蒂尔将话题引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宏大领域：末世论。他认为，所有对于技术生存风险的讨论——无论是核战争、生物武器还是失控AI——都忽略了真正的终极危险。 “我认为，人们对所有这些存在风险的政治解决方案，默认的政治解决方案是一个世界治理。我们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来控制所有计算机……以确保人们不编程出危险的人工智能。我一直在想这是否有点从锅里跳进火里。” 在这里，蒂尔提出了他最具颠覆性的观点。他认为，基督教概念中的“敌基督”，在现代社会最可能的化身，并非一个手握毁灭性技术的邪恶天才（如“奇爱博士”），而是一个通过承诺“和平与安全”来获取绝对权力的全球管制者。 “抗基督统治世界的方式就是不停地谈论世界末日。不停地谈论存在风险，这就是你需要规范的内容。这与17、18世纪的图景正好相反……那时的抗基督像某个邪恶的科技天才。在我们的世界里……更可能是格雷塔·通贝里。” 从诊断技术停滞，到投资政治颠覆，再到警惕一个以安全为名的全球管制体系，彼得·蒂尔描绘了一幅复杂而令人不安的未来图景。他并非一个简单的末日论者，而是一个深刻的悲观主义者，他相信，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最大的危险或许并非我们恐惧的混乱与毁灭，而是我们在恐惧驱使下，心甘情愿接受的那个有序、安全、却毫无生机的牢笼。对于蒂尔而言，抵抗这种诱惑，保留人类行动与选择的自由，才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