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当地时间7月26日启程前往苏格兰，为当地时间27日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重要会谈做准备。同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和美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也率团离开华盛顿前往苏格兰，与欧盟高级官员展开磋商。 美欧贸易谈判已经到了“最后一公里”。特朗普25日晚间抵达苏格兰时也向媒体透露，美欧达成框架性贸易协议的概率约为50%，并表示欧盟“非常渴望达成协议”。欧盟委员会此前也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贸易解决方案已“触手可及”。 正在欧洲进行学术调研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巴黎索邦大学博士生导师赵永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相较于美日贸易谈判，美欧谈判因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更低、竞争性强等特点而更具复杂性。欧盟内部的政治考量也使其谈判立场更为强硬。赵永升预测，最终解决方案可能采用组合策略来维持贸易总量稳定，但需要在法律框架与执行机制之间寻求微妙平衡。 特朗普在抵达苏格兰后被问及目前美欧谈判重点，他称：“我不想告诉你哪些是难点。但难点大概有20个不同的方面。你们不想听所有的内容。” 26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Paula Pinho）表示，欧盟和美国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的“密集谈判”仍在进行中，领导人会晤将评估谈判进展，达成一个能为大西洋两岸公司和消费者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平衡结果。 据报道，潜在协议可能包含对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普遍关税条款，这与近期达成的美日协议存在相似之处。本月初，特朗普曾致函欧盟，威胁自8月1日起将欧盟输美产物关税提高至30%。他近日表示，若协议达成，这将成为其任内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远超与日本签署的5500亿美元协议。 但在钢铝税上，美国维持50%关税的立场仍未松动。特朗普明确表示，美国对钢铁和铝材进口征收的50%关税没有“太大的灵活空间”，并补充说，“如果我对一个国家这么做，我就必须对所有国家都这么做。”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欧元区副首席经济学家艾伦-雷诺兹（Jack Allen-Reynolds）对此评价称：“虽然很难把它说成是一个好协议，但至少可以避免美国征收更高的关税以及欧盟的反制。” 赵永升分析称，美欧贸易协议与美日贸易协议会有较大不同。首先，美日关系与美欧关系存在本质差异。赵永升称，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对美国有较强的依附性，而欧盟依附程度远低于日本，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在军事和政治上拥有较高自主性，法国尤为突出。 其次，美欧的经济互补性也低于美日之间。“日本资本过剩，而美国需求旺盛，日本通过5500亿美元的投资作为筹码，成功将关税降至15%。相比之下，美欧经济的互补性较低，双方在许多产业上存在竞争而非互补，这导致贸易谈判难度更大。”赵永升称，从外国直接投资（FDI）来看，欧盟当前资本相对短缺，难以像日本一样通过大规模直接投资解决问题。 第三，在采购领域，赵永升认为，日本在农副产物（如大米）进口上对美作出妥协，但欧盟更为严苛的食品标准和强硬态度使这一领域的谈判更为困难。他表示：“不过，欧盟在转基因产物上已有松动，未来可能允许部分转基因农副产物进入畜牧业领域，但规模有限，预计仅能解决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额。航空领域可能成为另一突破口，美国希望欧盟采购波音飞机，但欧盟本土的空客竞争力强劲，且波音近年声誉受损，采购意愿较低。不过，为达成妥协，欧盟可能通过减税等形式部分满足美方需求。” 赵永升称，总体来看，欧盟希望将关税降至15%，以便向选民交代，同时在农副产物进口和采购上作出有限让步，辅以监管宽松（如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监管的延迟执行）等措施，形成一个综合解决方案。 据报道，特朗普偏好与外国领导人直接对话，通过高层施压获取最终让步。然而，这种“一对一”的强人外交模式在欧盟的集体决策机制面前经常碰壁。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分化欧盟，尤其希望与德国单独达成协议。但根据欧盟规定，只有欧委会可以代表成员国谈判贸易协议。另一方面，欧委会虽代表成员国进行谈判，但重大决定需经27国共同协商，冯德莱恩并无权在最后一刻接受超出既定框架的修改。 曾参与欧洲谈判的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穆拉尼（Daniel Mullaney）表示，欧委会或许能在某些议题上展现灵活性，“但如果最后时刻有一些超出成员国商讨范围的修改，那可能会很有挑战性。” 此前，欧盟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在如何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上立场各异。德国总理默茨希望尽快缓解贸易冲突，以保护其核心汽车产业，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呼吁考虑启动欧盟反胁迫工具（ACI），对美国实施报复。 然而，23日德法领导人的柏林会晤释放转折信号，双方在贸易问题上表现出统一立场。次日，欧盟成员国批准一项计划，如果没有协议达成并且美国提高关税，欧盟将对约109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 赵永升对第一财经分析称，德国与法国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近期，法国可能通过内部协商说服了德国，达成了一致意见。一种可能是法国在能源领域（如核能建设或电力供应）向德国提供了保障，缓解了德国在能源安全上的顾虑。此外，俄乌冲突对德国的紧迫性高于法国，法国可能在相关领域对德国作出承诺，促成德法在对美立场上的一致。” 此外，赵永升认为，德国也可能在重新审视其经济模式。“在当前地缘政治和经贸背景下，德国意识到其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型需要变革，并正尝试加强内需并优化产业结构，更加注重新兴产业而非传统重工业。这种转型需求促使德国在贸易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