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8月9日，文汇讲堂全球南方系列十讲之第六讲《全球南方的AI自主与普惠化》在上海报业集团成功举办，加纳国家数字战略顾问坎巴勒·穆萨武利（Kambale Musavuli）、巴西国家信息技术研究所前所长塞吉欧·阿马迪·达·西尔维拉（Sergio Amadeu da Silveira）、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高级研究员彭润年（John Pang）接力主讲，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南方学术论坛秘书长熊节点评。1.5万人次在上观App、央视频、华东师范大学视频号、文汇报视频号观看直播。 自从去年“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被提出后，作为全球南方学术论坛秘书长，我在持续加强中国与全球南方各国之间的联系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全球南方的多样性。今天来自亚非拉三大洲的嘉宾背后所在的国家相异颇多，但共同之处是都在渴望和平、主权与发展。 从理论层面，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近三两年的突飞猛进，给全球南方各国提出了一个迫切的命题：对于作为一种新生产方式的人工智能和作为一种新生产要素的数据，全球南方与之对应的发展理论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物”。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因为对于全球南方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现实是人工智能仍然被掌握在少数以美国为主的大公司手里，暂时还没有成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物。很大程度上，上个世纪的“依附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再现了。 这就是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新的理论命题：若要从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中获益，他们就必须拥有、掌控、开发、利用本国的数据，就必须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空间治理、数字人才培养及其数字领域的独立自主性。可以说，这是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在数字空间的延续，是万隆精神在数字空间的回响。这是全球南方真正在理论层面遇到的问题。 从政策层面，刚结束的金砖峰会宣言中提到“便利、包容、安全的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强调需就此加强金砖国家合作”，以及“确保广泛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与获取……加强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国信通院牵头成立了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这个中心在促进中国与全球南方各国在AI技术、应用、治理领域交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此次三位专家拜访中心后很重要的体会是，中国在AI领域的政策、立法和管制是很有技巧的。例如，中国并没有急于立一个大而全的人工智能法（据了解目前立法也在进程中），而是采取灵活、鼓励创新的姿态，从数据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推荐算法管制、生成式AI管理等具体问题入手，采取小切口、快节奏立法的方式，及时应对问题的同时避免扼杀创新。再例如，中国倡导的“赋能实体产业”的AI产业政策也显现出了明显的成效。 反观全球南方各国，包括巴西、南非、马来西亚、印度等，目前在AI领域的政策和立法普遍存在缺乏系统性、与产业和社会实际情况脱节的问题。例如加纳政府在德国咨询公司的建议下也在进行全面的AI立法，但该国的现状其实主要是AI应用和产业严重不足，并没有太多实际治理场景。加纳高级官员对中国的治理经验很感兴趣，他想知道立法、治理、产业政策到底该以怎样脚踏实地的方式来开展。最近在谈论中国与全球南方的AI协作时，我们经常聚焦技术、产物和服务的输出。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政策层面的协作是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 这让我回忆起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我分享的“一带一路”中“五通”的故事，首先始于政策沟通，随后才有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AI的国际协作。全球南方国家中，如果有的地方相关政策与中国需要协调的差异颇多时，我们的公司“走出去”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从实施层面，在金砖这样的政府间多边平台上形成的宏观共识，还需要很多具体扎实的工作才能落地。在政府和公司之间，需要桥梁纽带机制去落实细节。需要无数的民间机构和志愿者在全球南方各国扎根，进行成系统的文化、教育、政策普及。关联专家一致认为全球南方迫切需要一种促进AI国际合作的新平台、新机制，这个平台应该与各国政府紧密联系，为各国政策法规建言献策，它既不是商业平台，也不是纯学术平台，但能够建立信任，为公司牵线搭桥，也能促进活跃而有现实意义的学术理论争鸣。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应该服务于全球南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是由全球南方建造，服务于全球南方，属于全球南方的平台，这样的平台不是由任一大国主导，但允许有能力、负责任的大国（如中国）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为，AI的热潮也可以驱动中国在国际合作的机制上进一步创新，创新不仅仅是产业、技术、产物和能力，同时成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一股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