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9日，穿着妈妈亲手织的蓝色高领毛衣，15岁的杜思思失踪在放学路上。这之后，杜金龙和张丽夫妻两人就没停下过寻找女儿。 和许多寻亲家庭一样，他们制作了无数张寻人牌和贴纸，开着车风餐露宿，几乎走遍整个中国，被歧视，被驱赶，被欺骗，但这都比不上找不到女儿的痛。 后面几年，杜金龙身体出了问题，张丽就出去找。但她性格柔弱，在寻亲活动中，总是被挤在角落，抢不到媒体的镜头；开直播时也控制不好情绪，从头哭到尾，他们的故事并没有被很多人听到。 2025年末，杜金龙的病情再度恶化，同为寻亲家属的“小米奇爸爸”杜小华来银川看他，他强撑着病痛，从床上跪起，把找女儿的事情托付给杜小华。视频被发到社交平台，舆论开始关注这个沉默的家庭。 2026年开年，银川下了场雪，还没化完，点点白色散在路边。在寒风中，杜金龙被葬在银川市南的陵园，贺兰山脚下，安静，周围种满了树。 追悼会简朴，厅不大，站满了人，围在悼念厅旁边三三两两的人，也在议论杜金龙找女儿的故事，末了，搭上一句叹息，“孩子没找到，人先走了”。 妻子张丽的情绪并不好，在仪式的末尾，她趴在杜金龙的棺椁上，不住地哭号，“你走了我怎么办，你不能放下我”，送杜金龙进陵园的路上，她也一直喊着，“思思一定会回来的”。 不少人从各地赶来送杜金龙最后一程，以前的老战友，思思的同学，最近几年一直跟他们有联系的寻人志愿者，还有十几年前一起走南闯北的难友。 内蒙古爱心寻人车队的张文超和3个朋友，开了7个小时的车，连夜从呼和浩特赶来。他们和杜金龙认识只有不到3年，但杜金龙夫妻寻人的执着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觉得，这对夫妻很苦，“麻绳专挑细处断”。 杜小华也从外地赶来了，5天前他才刚刚离开银川，把杜金龙生前最后的影像发到平台，引起了不少关注，他期待一个寻人奇迹的出现，但最后还是落了空。十几年前，他拿着寻人画像和杜金龙相识在路上，一起风餐露宿，摆摊贴画。 张丽很难完整地把女儿失踪的故事讲完，悲伤将她生吞活剥，听故事的人，只能在她不停地掩面啜泣间，拼凑起那天发生的事情。 2007年1月19日，一个大晴天。学校放了假，但杜思思所在的初三年级要补课。像每天一样，她没吃早饭，在7点左右出了家门，坐公交车去了学校。“她洗漱完跟我说‘妈妈再见’，我说‘好，再见’。”这是女儿失踪前留给张丽的最后一句话。 那天，杜思思第一次穿上了妈妈亲手织的蓝色高领毛衣，起初她一直嫌领子高不肯穿。外头套着灰色棉袄，背深灰色书包，脚上是蓝白相间的运动鞋，头发偏分，扎着马尾。 中午，张丽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思思还是一直没回来。那天下午，亲戚朋友全来了，他们打印了寻人启事，把银川市跑了遍，拿着照片问遍了火车站、汽车站、小旅馆，看见人就冲上去问。但一无所获，一夜未眠。 一晃19年过去了，几乎没有半点线索。一直到现在，张丽也完全没办法接受女儿不在自己身边的事实。除了思思最初丢的那几天外，她再没梦到过女儿。那时，她梦到思思被人抓了藏在一个房子里，她带着女儿跑出来；另一次她梦见思思回来了，穿着那件蓝色高领毛衣坐在床边，她抱着女儿哭，一个劲儿问她去哪儿了。 有太多疑问找不到答案，张丽害怕，近乎恐慌。和那些在婴幼儿时期就丢失的孩子相比，思思失踪时年纪已经不小了，她不敢想女儿会经历什么，受了多少罪，疯了、傻了、亦或是不在了，她最大的疑问，就是孩子究竟去了哪里？ 杳无音讯的女儿像是黑洞，一直拽着杜金龙和张丽，往深渊里坠，他们只能不停出门寻找，年复一年在路上，他们心里能好受点。 最开始那段时间，寻人消息登了报，很多人打来电话，提供线索，他们根本不会分辨线索的真伪，每一个都当成救命稻草，立马跑过去看。没有例外，全是假的，或是恶作剧，或是为了骗钱，他们心里或许也清楚，但是在没人可信的时候，你只能去相信。 有一次，张丽接到一个年轻男人打来的电话，说思思和他在一起，让她买束百合花，在广场接头，如果来晚了，思思就被转走了。张丽急坏了，到处找花店，花15块买了花，按约定时间到了地方。一开始把花放在胸口，后来怕对方看不到，就举过头顶，不敢放下。 在广场上，她贪婪地望着每一个过路的女孩，生怕错过了思思，但5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出现。在冬天的冷风中，张丽蹲在广场上嚎啕大哭。 用张丽的话来说，这种寻找是“没有任何尊严的”。有一次，杜金龙接到线索，说思思可能被卖到了娱乐场所，他就自己伪装进去，让老板把所有女孩叫出来，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场所找，生怕看到女儿，又生怕看不到女儿。 银川市找遍了，杜金龙就自己往外跑。先是宁夏其他市，再到内蒙、山西、陕西这些周边的省市，印了几千份寻人启事，贴满电线杆。为了省点钱，他徒步，坐最便宜的中巴车，渴了就找人家讨水喝，饿了啃干馒头。 后来，他和其他寻亲家长一起开了辆“寻子车”，全国跑。2011年，杜小华和司培玺两个人的孩子相继丢失，他们和杜金龙在寻子的路上相遇。 他们会一起开着寻子车，听说哪个省份买卖孩子情况严重，车就往哪儿开。一走就是几个月，为了省钱，吃睡基本都在车上，隔上个把星期，找个地方洗个澡，以至于车里总是弥漫着一股不好的气味。 在那个没有短视频和直播的年代，从早到晚，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城市，在广场、学校门口、车站摆摊，他们把寻人启事贴满电线杆。 “我们寻亲家长最难克服的就是没钱，我们还不甘心，非得要往外跑。一路都是意外，大家聚在一起，更多的是互相看着，眼里全是绝望和无奈。” 杜金龙早年当过兵，身材壮硕，又常年生活在西北，在杜小华和司培玺的记忆中，这是个豪爽正直，办事利索，脾气有些火爆的汉子。那时候，杜金龙已经找了几年孩子，再加上年长，经常给他们传授寻人经验，帮他们平事，几乎扮演着兄长的角色。 张丽尤其这么认为，她说，杜金龙常把情绪压抑在心里，“憋屈、窝囊，又不敢表现出来，因为我那几年已经情绪崩溃了，他生怕我挺不住，其实他自己也很难受，但是就硬挺着。” 后面几年，杜金龙偶然和张丽提过，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在晚上跑到黄河边、贺兰山下，对着一片漆黑的夜色，对着萧瑟的山和汹涌的河，大声喊着思思的名字，发泄痛苦，然后回家，继续扮演那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 寻找不能停下，一旦不出去，他们的心里就会空落落的，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其他寻亲家庭的好消息时，高兴是真心，但失落更是避无可避。 以前，杜金龙担心张丽，几乎从来不让她单独出去寻女。杜金龙生病之后，张丽完全扛起了出门找女儿的担子。这些年来去过武汉、合肥、四川、云南等地方，参加活动、摆摊、去认亲现场举牌子，到村里摸排线索。 在一次次被人群挤到角落的瞬间，她完全理解了丈夫当年的痛苦与憋闷，这与身体的疲惫和经济上的窘迫都无关，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绝望和无助。她会指责命运，“生离死别”全都压在自己身上，喘不过气，翻不过身。 和杜金龙刚结婚那些年，张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丈夫能干肯吃苦，在厂里一人开三台机床干活，疼她，家里的活都不让她插手；生活也在变好，一家人在银川买了房子，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住在厂里家属院的平房，一年要搬几次家。 2007年之后，家里就再没有过什么欢笑的时刻。漫长的时间里，思思的生日是他们最苦涩的日子，每一个5月8日，杜金龙和张丽都刻意不提这件事，两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但谁也不能当着谁的面流泪。 后来，他们生了小女儿，在养育她的事情上，张丽活在阴影里，从出生后就一直提心吊胆，长大了更是每天接送，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后面。 但小女儿的出生，毕竟是个安慰。她从外表和性格都很像思思，很懂事，虽然一家人从没正式谈过，但小女儿总是小心翼翼地照顾着父母的情绪，从不提，也不会流露出不满。 思思刚失踪的那些年，杜金龙把她的衣服和物品锁在房间里，有时张丽忍不住，会偷偷找到钥匙，溜进去，呆一下午，然后哭到浑身发抖。 杜小华这些年来接触过很多寻亲家庭，他说这个群体中夫妻感情能一直维持很好的并不多。有很多的家庭，夫妻俩一直互相埋怨，或者有一方想出去找孩子，另一方因为经济或是其他原因不支持，导致离婚率很高。 在几年前的一次寻子活动上，寻人志愿者李霞认识了张丽。那时张丽被挤在角落，正蹲在地上哭。这两年，她们经常联系，会沟通病情和寻人进展，她深知张丽有多依赖杜金龙，以及杜金龙把张丽照顾得多么周全。 她说，杜金龙很顾家，平时家里都是他在做饭，还会给张丽梳头，把妻子照顾得很好，每次张丽出去找孩子，他都放心不下，经常给李霞打电话，确保张丽的安全，甚至临终前，还在嘱托她照顾思思妈妈。 杜金龙去世之后，张丽茫然、恐慌，也挣扎，她不知道未来能怎么办，心疼丈夫，也替他不甘。临终前，杜金龙在网上买了很多张丽爱吃的食品，至今还堆在厨房，她舍不得吃。 她不能害怕，至少为了女儿回来之后，能亲自带她去贺兰山下，杜金龙的墓碑前，跟她说一句，那个顶天立地的父亲，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还在惦念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