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1999年出生的黄某某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几年前从广西老家来到福州后，没有固定职业，靠打零工谋生，意外怀孕之后，甚至弄不清孩子的爸爸是谁，接连2次生下2名男婴，又2次卖掉了亲生骨肉。 2022年4月，黄某某因涉嫌诈骗被警方抓获。警方在调取黄某某手机通信记录过程中，意外发现黄某某有卖小孩的聊天信息，从而侦破其卖掉亲生子的案件。 据黄某某供述，2020年10月，20岁出头的她在福州市某医院生下第一个孩子。由于不知婴儿生父，加之没有稳定收入，适逢有人介绍，黄某某在住院期间，一度主动联系“中介”，打算以3.5万元的价格卖掉孩子；出院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黄某某最后以4.5万元将孩子卖给房东亲戚。 2022年4月，警方将两个孩子解救出来，送到当地民政部门。据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见到第二个孩子“谷雨”（工作人员临时起的名字）时，该孩子还不满5个月。 2024年7月，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黄某某犯诈骗罪、拐卖儿童罪，数罪并罚，合计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其中拐卖儿童罪的量刑为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 据了解，黄某某曾与买家李某签署过一份领养协议，对此，有关法院工作人员指出，“送还是卖，要考虑她这个行为的目的性，看她所收钱财的金额大小，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是否明显超出了一般群众的认知。”而在此次案件中，黄某某一个孩子收了4万元左右，就是比较大的金额了，这种行为就是犯罪行为。 此外，涉事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指出，由于黄某某已经损害到孩子的人身权利，检察院启动了撤销监护权之诉，“就是说，她已经不具备有做母亲的资格，不仅是事实上的资格，还有法律上的资格。”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刘娟说。 对此，公安机关曾通过多种方式排查，却始终无法锁定两个孩子的生父；此后，公安机关又到黄某某的户籍所在地，找到了黄某某的父亲，即两名男孩的外公，但由于外公已80多岁且体弱多病，不具备监护能力；经查询，其他亲属也不具备监护能力。 两个被贩卖的儿童被警方解救后，就送到了当地民政部门。其中，“谷雨”被送往当地的儿童福利院，在医院体检、治疗完先天性遗传疾病后，由福利院工作人员养育。 贩卖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构成拐卖罪，因为人不是“商品”，不存在“自产自销”。当父母不能够履行监护责任，将孩子转卖牟利，本身就是将孩子置于危险的境地，这严重破坏了亲子关系和家庭伦理秩序、扰乱人口管理秩序，并易滋生其他违法犯罪，本身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应受惩罚性。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对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明确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前述司法文件还特别解释了亲生父母出卖骨肉和所谓“送养”的区别，比如：“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等情形，就构成了拐卖罪。 在“人贩子人人喊打”的舆论环境之中，还应该注意到一个客观事实：近年来，大部分被拐儿童系被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继而被人贩子收买、贩卖，而不是被一般意义上的“人贩子”拐卖。早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负责人就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了这一问题。 也就是说，当下部分“拐卖犯罪”的主体，其实是不负责的父母，为了一点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孩子，不惜割断骨肉亲情，不惜将孩子置于难以预测的风险当中。这既是严重的违法犯罪，又是一场人伦悲剧，而这种犯罪又有着沉重的背景问题有待正视、破解。 这次“亲妈卖两个孩子案”引发了公众关注，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叹其孩子的艰难——一出生就摊上了这么不负责任的母亲，以及不知道在哪里的父亲。 新闻主角黄某某本身就属于社会边缘人群，既是加害者、犯罪者，也是属于被伤害、被忽视的人群。黄某某自身是被收养的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亲对她的教育、关爱偏少，性教育几乎空白，早早离家流浪，终于酿成苦果。黄某某构成拐卖罪，被依法严惩，但是像这样的边缘群体——缺乏生育知识、没有经济基础、不知敬畏法律——依然是治理拐卖犯罪的难点所在。 当“人贩子”和生身母亲合为一体，就要对拐卖犯罪的治理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当父母亲充当了拐卖者，解决的措施就不能止于一般意义上的“严刑峻法”。需要全社会将关注投向年轻的边缘人群：他们可能是原生家庭破裂，早早辍学，好逸恶劳，缺乏谋生手段……自己是社会的悲剧产物，却又在复制悲剧。 对“亲妈卖掉两个亲生儿”的特殊拐卖案，应该谴责；但不能止于谴责，还需要强化法治教育，对特定的边缘人群给予更多的关注、教育、救助，实现溯源治理，从根本上治理“父母拐卖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