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局长的乔治·海尔迈耶为了规范项目申请，提出了后世以其名命名的“海尔迈耶之问”的九个问题。 这九个问题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问题1、2、3与研究本身有关，涉及研究的目标、基础、挑战、方法等；问题4、5，研究的利益相关方，谁关心、谁受益；问题6、7、8，涉及风险、收益、支出（经费和时间）；问题9，里程碑和最终结果的衡量。 随着集成电路、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超构材料、先进能源、空天海洋等突破性创新层出不穷，群体性突破成为新科技革命与以往历次科技革命产业变革迥异的突出特征。就知识生产而言，人类社会已全面进入多学科交叉、多技术汇聚、多领域融合、多设施密集的大科学时代。因此，有组织的科研需要将自组织和他组织（系统工程）相融合，才更可能促使我国成为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一是诞生影响一个世纪的重大科学原创发现，需要有组织的科研去捕捉“异常”。当前，从科学革命的视角，正进入累积“异常发现”、孕育范式变革的阶段。只有开展规模化的有组织的科研，借助大科学工程，捕捉到那些“偶然”出现的“异常”现象，才更有可能揭示出诸如暗物质暗能量、生命本质等背后的科学规律。 二是涌现一批开辟新赛道的颠覆性技术创新，需要有组织的科研去颠覆已有体系。颠覆性技术创新往往意味着技术轨道的跃升或转换，它需要建构全新的价值体系——新的“赛场（市场）”“赛车（产物）”和“赛手（公司）”三者结合开辟新赛道（战略产物/细分行业）。只有推动应用场景导向、里程碑式的有组织的科研，才能加快诸如智能网联汽车、绿色氢能、元宇宙与数字经济、AI制药等新赛道的发展。 三是创生一系列主导新“康波”的未来产业，需要有组织的科研去开辟全新应用。未来10—30年，是第五次康波与第六次交汇、从复苏迈向繁荣的关键时段。历史多次提示，主导下一次浪潮的未来产业的孕育，需要根技术和新基建的超前研发与部署。正如，没有1960年代DARPA支持的互联网原型研究，就不可能出现1990年代以来第五次康波中的互联网产业。唯有实施超越现实、着眼长远的有组织的科研，才更有可能促进量子科技、合成生物学、6G、第四代半导体等相关根技术和新基建的发展。 2021年，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和杰夫里·颐年·曹沿着1962年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有关科学革命的范式，提出了科学和技术演进的“问题-答案-发现”的基本路径。他们认为“海尔迈耶之问”重在“答案-发现”，缺失了“问题-发现”这一半，尽管海尔迈耶作为液晶显示器发明人，他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正是基于“问题-答案-发现”这一完整的过程。 一是应用技术预见更具前瞻性地设定愿景目标与里程碑。科学技术的演进具有类似生物进化一样的间断平衡性，在推进有组织的科研之时，应采用引领性技术预见，从而使得研究目标和里程碑更具颠覆性和想象力。今天，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技术预见，能够为有组织的科研提供更为强大的智慧支撑。 二是应用巴斯德象限凸显场景牵引动态识别利益相关方。1997年，唐纳德·斯托克斯在其遗著中提出的“巴斯德象限”，可谓是超越万涅瓦尔·布什线性创新范式的一种尝试。巴斯德在研究提出巴氏消毒法的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产业痛点-科学归因-技术方案”的产业与科技复杂互动范式。应用巴斯德象限思维，将有组织的科研的科学问题，与产业需求和社会需要的痛点、工程技术解决方案建立起动态变化的关联网络，让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有组织的科研中去，让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催生出更多的科学型初创公司，使得有组织的科研能够兼顾规模化和探索性。 三是重视“两线两总”作用发挥并践行有组织的科研管理。两线两总制中的指挥线可以确保充分的资源支持，技术线能够心无旁骛地推进科研攻关。有组织的科研应打破传统的垂直分工型项目管理模式，探索综合交叉型项目经理制并按每年25%左右的比率动态优化。建议基于应用型科研管理类机构，建立一站式的项目经理服务基地和工作平台，为项目经理提供全方位支撑。 四是探索专注于科技研发的公司社会化运作的制度创新。近年来，以DeepMind、OpenAI以及Numenta等研发公司为代表，通过制度创新，能够专注于科技研发而非单纯的市场竞争和盈利，在微观实践中，实现了投资者、公司家、科学家、工程师的完美融合，推动了开辟式创新。应进一步优化科研捐赠和科技投资制度，建构科研类公司的社会化运作机制，在有组织的科研体系中，引育致力于开辟式创新的科研型公司，在科研计划中促进中国的“塞莱拉基因公司”（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参与者、贡献者之一）涌现。 作为DARPA的倡导者和DARPA在二战时前身机构的领导者，布什在其名著《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指出：应用研究，是能够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科研活动。今天，在大科学时代，有组织的科研，应该能完整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