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记者见到了身经百战、已过百岁的陈胜利。参军日期、入党时间、牺牲的战友、战斗细节……这些往事，他至今记忆犹新。 陈胜利，原名陈生粒，1922年8月生于河北望都县东高昌村，1938年1月参军，194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多次立功。在部队，他历任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等职。1982年12月，陈胜利从北京市石景山区百货公司离休。 1937年农历八月十四，这个日子像一根刺，扎在陈胜利的记忆里。15岁的他与表兄相约赶大集，突然轰鸣声从天上传来。那天，陈胜利和乡亲们第一次见到了日本鬼子的轰炸机。 不久后，一支队伍开进了村，但村里家家关门闭户。“那时候，各种武装鱼龙混杂，见到当兵的，老百姓都怕。”陈胜利说，“这支队伍不一样，不但不骚扰百姓，还帮着挑水干活，说要带着大家打鬼子，这就是八路军。” 听说是这样的队伍，村里好多年轻人都争着报名入伍。“我年龄小，又比较瘦，还怕队伍不要。”陈胜利说，他当时暗下决心，“如果真不要，我就赖着不走，这个兵我当定了。” 1938年1月，16岁的陈胜利成了光荣的游击队员。“八路军装备紧缺，就给我发了一把刀，还有4枚手榴弹。”陈胜利用手比划着。武器虽然简陋，但心里痛快，“终于能跟日本人干一场了。战火烧到了家门口，誓死不当亡国奴。” “那时候的子弹，比金子还金贵。”陈胜利所在的游击队，驻扎在河北唐县的一个村里，“总共三十几条枪，每条枪二三十发子弹。队伍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打5发子弹，就得缴一条鬼子的枪。子弹壳必须捡回来，凭弹壳领新子弹。” “我们和村民联合，开展地雷战、地道战。”陈胜利回忆，“那地道挖得巧着呢。猪圈、磨盘、马棚都是地道口，能防御、能排水、能放烟，家家通、村村连。” 地雷更是花样多，用山上的石头造“石雷”，铁匠铺里造“铁雷”。“大道上埋、小道上埋，炸得来‘扫荡’的日寇晕头转向。”陈胜利越说声音越大，“每次鬼子进村，都要付出代价。” 1941年1月的那场战斗，陈胜利记忆最深。当时，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城工部与游击队驻在同一个村，陈胜利和战友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做好保卫工作。一天凌晨，300多个日军悄悄包围了村庄。激战整日后，游击队退入地道。 “战斗前两天下了场雪，一开始地道的烟道口被雪盖着，后来烟道口的雪化了，日军发现了破绽。”陈胜利说，“日军先是灌水，后来就从地面往下挖，来回折腾了几个小时，眼看地道就要被挖穿。” “大家把手榴弹的拉环都挂在了手指上，准备冲出去跟鬼子拼了。”一声枪响，战友撂倒了洞口的日本兵。陈胜利和战友们迅速冲出地道，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正在这时，八路军骑兵连的增援到了，“里外夹击，打死30多个日本兵，剩下的逃跑了。” “我们的战友也牺牲了不少，但是我们赶走了敌人。”陈胜利喝了口水，用力挥了下拳头，“参加游击队，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那时候亩产粮食少，老百姓自己吃一部分，一部分给部队，不能让鬼子抢走。”陈胜利参加过两次护粮战斗，每一次回忆都像在眼前。 “我们藏在村口的破土房里，约好等敌人走近了再打，绝不能浪费子弹。” 陈胜利回忆，由于战斗突然，走在前面的几个伪军马上就被打倒。但双方交火后，敌人发现他们人少，就成扇面形向房子包围过来。 “大家就向敌人身后绕，一边迂回一边扔手榴弹。”激烈的枪声，惊动了在村里的八路军，很快大部队就赶到了。战斗胜利后，大队长马卫华拍着他的肩膀说：“生粒啊，你该叫胜利。你在，胜利就在。”从此，陈生粒就成了陈胜利，这个名字再也没变过。 同年秋收的那次战斗，更是让陈胜利终生难忘。300多名八路军战士在唐县城南设伏，等着抢粮的敌人进入伏击圈。“趴在草丛里，蚊子咬得痒痒，谁也不动。”陈胜利回想，大概天快亮时，200多个日伪军进入了埋伏圈，“枪声一响，敌人就乱了阵脚，打死80多人，活捉17个。” 正准备清理战场，一大批敌人竟从后面围了上来。队伍前后受敌，选择分散突围。陈胜利实在跑不动了，发现路旁有一个土坑，就跳进去用草作掩护隐蔽了起来。 “8位被抓的战友，被鬼子用铁丝穿过手心，串在一起押回了县城。”陈胜利的眼眶红了，“第二天在县城游街，最后被残忍地杀害了。” 说到这里，老人沉默了好久。“他们是英雄，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英雄。”陈胜利说，“我们一定要让后人记住，我们的同胞曾经饱受蹂躏过，要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