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翻译，尤其对于文学翻译，我这个老翻译匠在种种场合讲得不少了，比如语感与美感、精准与漂亮、归化与异化、功力与才气等等。今天我要讲的是爱与敬意，重点强调翻译是爱的行为。 回想起来，我最初搞翻译倒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我有发表欲。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喜欢作文并且成绩也还好，我很早就萌发了强烈的文字发表欲。但靠写作很难实现，于是来个“曲线救国”，先从翻译起步。另一个原因是当年工资低，记得我1982年研究生毕业当老师的工资，不是79元1角，就是71元9角。上有老下有小，急需弄点外快补贴家用。后来这两个原因逐渐消失了，可我为什么还搞翻译呢？甚至是在不被自己所在的外语学院列入成果评价体系的情况下仍乐此不疲呢？对了，直接告诉大家好了，我即使翻译一千本村上、一万本日本文学也评不上教授——翻译不算成果！我评教授同样靠的是所谓学术论文。那么——恕我重复——我为什么始终舍不得放下译笔呢？一句话，因为爱，因为对于翻译的爱。 我翻译的村上也十分看重这一点，他在《翻译夜话》那本书中谈道：“翻译是某种蛮不讲理的东西。说是蛮不讲理的爱也好，蛮不讲理的共鸣也好，或者说是蛮不讲理的执着也罢，反正没有那类东西是不成的。”后来他在《翻译与被翻译》那篇随笔中再次指出：“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恐怕是语言功力，但同样需要的还有——尤其文学作品——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说起我对别人翻译自己作品的首要希求，恰恰就是这点。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只有充满偏见的爱才是我充满偏见地爱着的至爱。”在《作为职业的小说家》中他又一次强调：“即使出类拔萃的译者，而若同原作、同作者不能情投意合，或者禀性相违，那也是出不了好成果的，徒然落得双双心力交瘁而已。问题首先是，如果没有对原作的爱，翻译无非一场大麻烦罢了。”不言而喻，爱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就是进入如醉如痴的忘我境地。再次借用村上的说法，就是要把自己是作家啦、要写出优美自然的母语啦等私心杂念统统抛开，“而只管屏息敛气地跟踪原作者的心境涟漪。再说得极端些，翻译就是要舍生忘死”。与此相关，村上还提到了敬意：“关键是要对文学怀有敬畏感。说到底，如果没有对先行作家的敬意，写小说、写文章就无从谈起。小说家注定是要学别人的，否则写不出来。翻译也一样，没有敬意是做不来的，毕竟是很细很细的活计。” 爱与敬意，含义当然不同，但在这里区别不大：前者讲的是“充满偏见的爱”，后者是怀有敬意的爱。说起来，大凡爱都是带有偏见的，都是偏爱。即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同样，如果不心怀敬意甚至瞧不起对方，爱也很难成立。也就是说，偏见和敬意都是爱赖以产生的前提。事关翻译，就是要爱翻译，要对翻译本身、对原作一见钟情、一厢情愿、一往情深。类似意思，如果让傅雷来说，大约就是“热烈之同情”。而余光中说得更加形象：“就像一个演奏家诠释音乐，到了入神忘我之境，果真就与贝多芬相接相通了。到此境地，译者就成了天才的代言人，神灵附体的乩童与巫者。这就是译者在世俗的名利之外至高无上的安慰。”有的学者甚至说得不无色情意味。如把译者分为下等译匠和高等译手两种。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被原文压得死死的。或者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而高等译手则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以至如鱼得水。 另一方面，恐怕也不是所有作品都能让译者投入“充满偏见的爱”或“热烈之同情”，从而“到了入神忘我之境”。比如我，翻译夏目漱石和村上春树可以这样；而翻译三岛由纪夫和太宰治甚至川端康成则不然。前者我可以“译心”，译之以心；后者则只能“译艺”，译之以艺，即最大限度地动用技术手段。那样一来，翻译就不再是爱的行为，而成了劳作，甚至成了痛楚。所以，这里有个选择问题，即要选择情投意合、能爱得起来的对象。有时也是一种相遇。茫茫人世，芸芸众生，原作者碰巧遇上合适的译者或译者有幸邂逅合适的作者，其概率无论如何不会很高。记得有幸遇上合适的英译者葛浩文的莫言说过：一流的小说遇到了一流的翻译家，那就是天作之合了。顺便多说一句。莫言当年在同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尧对话时说文学翻译大概有三种可能性。其一是二流作品被一流译者译为一流作品，其二是一流作品被蹩脚的译者译成二流甚至三流作品，其三就是刚刚说的一流作品遇上一流译者的天作之合。莫言紧接着说道：“越是对本民族语言产生巨大影响的、越是有个性的作品，大概越是难翻译。除非碰上天才的翻译家。”让我补充一句：除非是“充满偏见的爱”的天才翻译家。 最后让我重复一遍前面的话。大凡爱都是充满偏见的，都是偏爱。且不说别的，人世间那么多男孩女孩，可你偏偏百分之百爱上她或他了，那不是偏爱是什么？直译日语说法就是，“麻子坑也是酒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