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纪 60 年代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当早期人工智能的先驱们致力于用逻辑和数据构建能够超越人类思维的“电子大脑”时，一个来自精神病学领域的局外人却在追问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技术能否成为一面镜子，反过来探索我们自身？我们能否设计一个与我们共同呼吸、共同进化的环境，从而激发人类最深层的创造力？ 提出这些超前问题的人，就是沃伦·莫蒂默·布罗迪（Warren Mortimer Brodey）。他是一位精神病学家、控制论者，也是一位不懈的梦想家。他所构想的未来，并非一个由高效、冷酷的机器主宰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软技术”和响应式环境构成的、充满诗意的生态系统。尽管布罗迪的工作在当时并未进入主流视野，但他对响应式技术和人本主义系统的探索，为后来的人机交互（HCI,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和智能环境设计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早期概念基础。 这位信息时代的远见者，于 2025 年 8 月 10 日在其位于挪威奥斯陆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 101 岁。他的儿子本杰明·布罗迪（Benjamin Brodey）确认了这一消息。在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世界的今天，重访布罗迪这位“被遗忘的先知”的遗产，或许能为我们思考技术与人性的未来，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参照系。 沃伦·莫蒂默·布罗迪于 1924 年 1 月 25 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他的父亲 亚伯拉罕·布罗迪（Abraham Brodey）是一名医生，母亲布兰奇·（莱维）·布罗迪（Blanche (Levy) Brodey）在二战前夕协助为数十名欧洲犹太难民安排通行证和签证，这种人道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布罗迪的学术追求。 1947 年，他获得多伦多大学医学学位，随后进入精神病学领域，并于 1959 年成为乔治城大学的临床教授。在职业早期，布罗迪就展现出将系统性思维引入心理学的能力。他率先把控制论——一门研究系统中的通讯与控制的跨学科理论——应用到家庭治疗中。他不再把患者视为孤立个体，而是把家庭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自我调节的系统，个体的问题往往是整个系统失衡的反馈。这一观点在当时颇具突破性，也为他日后思考人机关系提供了框架。 后来，布罗迪作为 CIA 资助研究的顾问，研究盲人如何通过超常听觉感知环境。这段经历使他意识到，人类感知并非孤立，而是与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的。“情境就是一切”（context is everything）逐渐成为他的思想基石，并引导他做出一次关键转变。 1965 年，他毅然放弃收入可观的私人诊所和稳定的教职，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一个没有薪水的研究职位，靠 NASA 的经费支持新的探索。这一决定意味着他从治疗个体的精神科医生，转变为探索人类与技术环境关系的未来设计者。 在 MIT，布罗迪的思想进入了最活跃的时期。他与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奠基人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等人交流，但始终保持批判立场当时，以明斯基为代表的主流 AI 研究路径，侧重于将智能视为一种基于符号处理和逻辑运算的“解题” 布罗迪对此深感忧虑，他在 1967 年为《景观》杂志撰写的文章中犀利地指出：“迄今为止，我们未能赋予我们的环境以创造性的灵活性；我们通常所实现的智能，是不具创造力、愚蠢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类的福祉怀有敌意。我们任由这些硬壳机器繁殖和控制我们。” 作为对这种“硬”技术路线的回应，布罗迪提出了他最具标志性的概念：“软建筑”（Soft Architecture）和“智能环境”（Intelligent Environments）。这并不是指物理上柔软的建筑材料，而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哲学：环境本身应当是一个能够感知、学习并与居住者互动的智能系统。它不应被动地等待指令，而应主动地参与到与人的“对话”中，成为一个能够共同进化的伙伴。 为了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1967 年，在一位富有的朋友资助下，布罗迪与研究员艾弗里·约翰逊在波士顿的一个工业码头上创立了“环境生态学实验室”（Environmental Ecology Lab）。他们的实验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一个填充了氟利昂的橡胶表面，能根据人体温度改变形状；一套“跳舞服”，能根据穿着者的动作改变音乐节奏。他们甚至在实验室里放置了一架二战轰炸机的瞄准镜和一辆汽车的后半部分，以此反思技术如何将世界简化为目标与工具，从而剥离其丰富的随机性与情境。 正如研究员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所言，布罗迪和约翰逊的根本目的，是“促使用户去学习、去思考，去对现实的变化做出反应，正如现实也对他们做出反应一样”。他们希望创造一种“持续的感觉之浴”（a bath of continuous sensations），让技术像水一样包围我们，而非像锤子一样被我们使用，从而重新唤醒被工业文明压抑的人类感知能力。 尽管“环境生态学实验室”的思想极具前瞻性，但它从未产出任何商业上成功的产物。当资金耗尽后，布罗迪和约翰逊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米尔福德的一个嬉皮士社区，以“生态工具与玩具”（Ecology Tool and Toy）的名义继续他们的探索。在那里，他们用涂满聚氨酯泡沫的气球建造了一座实验性的房屋，还设计了一个能够模仿蠕虫蠕动的充气玩具，试图探索非轮式运动的可能性。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布罗迪对美国社会深感幻灭。他认为，大型公司永远不会支持他所构想的那种旨在解放人类而非提高生产效率的变革性技术。随着反文化运动的退潮和越南战争的持续，他对社会变革的希望也逐渐消退。1972 年，他移居挪威，并于几年后放弃了美国国籍。 在挪威，他投身左翼政治，并于 1977 年在奥斯陆的一家铸铁厂当起了工人，亲身体验体力劳动。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将目光投向东方，来到中国并在天津大学教授控制论，希望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中继续他的求索。这段独特的经历为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维度，但他对理想社会的探寻并未就此止步。最终，他选择重返挪威，以一位独立思想家的身份，继续致力于当地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并在奥斯陆技术大学的讲台上，向下一代人传递他对于技术与创造力的思考。 布罗迪的名字并未进入主流科技史，他的许多实验在当时更像行为艺术而非科学研究。然而，他的思想却预示了当下的现实。他对于“智能环境”的设想，在物联网、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以及 VR/AR 技术中得到部分实现。 然而，我们今天所实现的“智能”，与布罗迪的初衷或许相去甚远。他所警惕的，正是技术在“用户友好”的伪装下，将人类行为标准化、可预测化，从而剥夺其丰富性与自主性。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能够激发“意外”、鼓励探索、甚至与人产生“创造性摩擦”的技术。 有趣的是，据他的儿子本杰明透露，布罗迪晚年对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发展抱持着一种“谨慎的乐观”。尽管这类 AI 正是建立在他当年所批判的、基于海量数据处理的模式之上，但他似乎从中看到了一丝希望——那或许是一种能够演化出他毕生所梦想的“软性”与创造力的潜力。 沃伦·布罗迪的一生，是不断提问的一生。他提出的问题——“我们能探索技术，但技术能探索我们吗？”——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振聋发聩。他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一把衡量未来技术的标尺：一项技术，是让我们更像高效的机器，还是让我们成为更完整的人？这或许是这位信息时代先知留给我们的最重要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