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女士回忆，2023年底，她在江西一家机构做义工，因工作关系认识了当时亦在该机构的张某。其间，张某曾发送一些态度暧昧的微信信息，她没有回复。次年3月刘女士选择离开机构、微信拉黑张某。尽管如此，张某此后仍几乎每天都向她发送短信，甚至以“前男友”的名义去往湖南湘潭她的爷爷家一带寻人。 2025年6月15日，记者联系上了张某，张某称其已于6月14日向刘女士道歉，并承诺不再“追求”刘女士。对此，刘女士答复红星新闻记者称，张某不是第一次“道歉”了，她不相信张某的道歉。 据刘女士回忆，2023年，她在江西一家机构做义工，认识了张某。彼时，双方打交道并不多，在一次机构活动中，按照要求，刘女士向张某登记了自己的姓名、手机号；张某以业务交流的名义，添加了她的微信账号。 “起初交流还算正常，他经常发一些业务研究内容。”刘女士回忆，直到一段时间后，“张某会在微信里评论我长得怎么样、今天穿得怎么样。我觉得不太舒服，就不再回他消息了。” “当时我还有顾虑，担心闹僵了可能影响不好，在忍耐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辞职回家。”刘女士称，彼时她没有保留证据的想法，想着以后就不会再见到张某，将张某的微信拉黑了。 “没想到，在我辞职后，这段近3年的长期骚扰就开始了。”刘女士称，张某长期以“176”开头的手机号向自己发送短信。她出示的手机页面截图显示，一个手机上，拦截的短信有630条，另一个手机上，有327条。 此外，记者注意到，张某发送的短信中，有部分对刘女士的小红书内容进行点评、提起刘女士的QQ状态等。在刘女士已弃用的微博账号，记者看到了600余条留言信息，留言者自称张某。 这些短信大多以“老婆”开头，内容或是叙述发信人的行为、想法，或是幻想与刘女士在一起后的情况，部分短信为淫秽内容。“我直接把他的手机号拉黑了，但是还会有陌生号码打来电话、发短信，全都和他的口吻一样。”刘女士说。 “他的疯狂程度，连我的身边人都知道。”刘女士回忆，曾有好几位同学告诉她，有人自称是暗恋刘女士的校友，想取得她的联系方式；后来刘女士的母亲也发现了这一情况，接着其他亲戚们也得知了此事。 2024年4月，一名亲戚告诉刘女士，有一自称姓张的男性找到了她的爷爷家，自称是她的前男友，与她吵架了想找到她。“我爷爷家在农村，他就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询问，直到有邻居觉得不对劲，把他赶了出去。”刘女士出示的聊天记录显示，她的爷爷告知她有男子找到自己，对方自称姓张、喜欢刘女士、半个月前吵架等。 对于前往刘女士亲戚家的情况，6月15日，张某向记者确认属实。其称，自己患上了“相思病”，未曾就精神情况进行检查。张某坚称他只是在正常“追求”，未对刘女士及家人造成困扰。 刘女士出示的短信显示，她曾于2024年4月回复张某的短信：“这个号不再用了，请你不要再自作多情打扰我了。”她说，这是她唯一一次回复张某的短信。 此后她在母亲的劝说下注销了手机号，更换了新的号码，“新的手机号并不是我的实名身份，而是我家人的副卡。换号后，他消停了半年左右，直到今年三四月，他又找到了我，发送了短信。” 6月15日，记者询问张某，刘女士已明确短信拒绝为何仍发送信息？张某称，他当时情绪波动比较大，觉得自己的心意未能传达到位，于是继续发送信息。 张某提到，其给刘女士充话费、送礼物。对此，刘女士对记者表示，2024年，张某向湖南湘潭寄过礼物，收件地址并不是她的学校、居住地，她在接听快递员电话后，要求将快递退回；她注意到自己曾多次收到他人缴纳的话费，曾致电运营商能否退回，后得知无法退回话费。 对于如何获取刘女士相关地址信息，经记者多次询问，张某均未透露信息来源，仅称其确有刘女士的身份证信息，“你喜欢一个人就拿不到她的身份证吗？” 刘女士近日查看了张某的短信，对于她的新手机号，“他自称是根据区号确认开头，而后一个号码一个号码尝试。”在陌生号码发送的短信中，部分短信内容标注了“代发”。张某所发送的短信中，提及了寻找代发、挨个尝试手机号码等内容。 6月13日，刘女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已考虑报警，也准备对张某提起诉讼。她解释称，自己之所以一直没有处理这件事，是因为自己情况比较特殊，“我高中毕业后有2年都在各地工作，包括2023年在机构做义工。直到今年，我复读，现在刚结束高考。” “一直以来，我已经退让了很多。我注销过手机号，注销了社交账号，我寻找过本地工作人员帮助，家人也想办法让他不要再这样，但是都没有用。”刘女士称，“现在我有时间了，也想处理这件事。我知道这会消耗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我打算做下去。” 张某15日告诉记者，他已于前一日向刘女士道歉，并承诺不再“追求”刘女士。对此，刘女士15日表示，这并非张某第一次“道歉”，自己并不相信。“他经常在短信里道歉，说对不起，他不会再这样了，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停止过这样的行为。”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分析，刘女士可以就相关情况进行报警，要求对张某进行治安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郑晶晶认为，从民事角度看，刘女士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设立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是指当侵害他人人格权益的行为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若不及时制止将导致损害后果难以弥补，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法院签发禁令，责令行为人停止相关侵权行为。人格权禁令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还包括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一般人格权，例如私人生活安宁权。 “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人格权侵权诉讼，这种利用短信骚扰他人、使用污秽粗俗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侮辱的行为，势必造成对刘女士人格的侮辱以及生活安宁的妨碍等，属于侵害人格尊严的侵权行为。”郑晶晶补充道。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公益律师赵良善则认为，该类案件立案难。究其原因，首先，该男子可能使用匿名电话、虚拟号码等，导致难以确定其真实身份。当事人可能缺乏法律和技术知识，难以有效固定证据，如未及时保存短信记录、通话录音等，或无法证明陌生号码与骚扰者的关联。其次，此类案件通常涉及时间跨度长、证据分散等问题，警方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进行调查取证。而骚扰行为造成的后果往往难以量化，执法部门可能会权衡执法成本和骚扰行为带来的损失，从而影响立案积极性。最后，虽然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对“多次”进行了解释，“多次”是指三次（含三次）以上，但是在具体认定时，对于“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情节还存在模糊地带，还需综合考虑行为的时间间隔、性质和危害程度等因素。比如，难以界定何种程度算是干扰正常生活，导致警方在判断是否符合立案标准时存在一定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