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徐来，吹散了午后的暑气，刮得玉米叶子唰唰作响，夕阳照耀在地平线上，缕缕炊烟四起，衬托满天彩云。眼前一幅多么美好的大自然风光!” 在宛平城附近进行非法演习的日军，以丢失一名士兵为借口强行要求进城搜查，遭到拒绝。之后，日军向中国守军开枪，并炮轰宛平城。 “父亲每天给士兵讲话，用历代的英雄楷模给他们作报告。另外要求官兵在吃饭前和睡觉前必须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来激励士兵的斗志。”金振中之子金天愚回忆说。 面对如潮水般扑来的日军队伍，金振中果断下达了作战命令：“只要进入我阵地前100公尺内，以猛烈火力消灭之，决不放他生还!” 离金振中不远处，卢沟桥附近的铁路桥和回龙庙，在7月8日黎明，遭到日军攻击。3营10连1排排长、中共地下党员沈忠明率部拼死抵抗，除了两名回去报信的战士，全排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7月8日清晨，北京大学教授吴大猷听到机关枪声，还以为是普通的打靶练习，并未在意，仍按计划与朋友外出郊游。当返回时，西直门已城门半掩，他们几次与一排排的军车擦肩而过，后来他才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7月27日早晨，他从清华园出发赶赴婚礼现场，到达西直门时却发现巨大的铁城门紧闭，任之恭扮成菜农，终于挤进了城。赶到的宾客也只有寥寥几十人。匆匆完成仪式后，街道早已空无一人。这对新婚夫妇无法返回新房，只好躲进最近的旅馆。晚间，他们听见“炮声隆隆，机关枪在射击”。“3天后，日本人不定时地打开城门”，他们“冒险去清华园看了看”，“最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被盗或被毁了。”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年幼的郑福来就住在卢沟桥附近。炮火侵袭下，他跟着母亲外出逃难。北平沦陷后，在外忍饥挨饿的他们不得不冒险回家。回家的路上，他看到尸体遍地。“成堆成堆的死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还被开膛破肚，全是被日军杀死的!都是无辜百姓啊，鬼子太可恨了!”郑福来生前接受采访时，讲到这里握紧了拳头。 在任之恭的回忆里，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有20天左右，显得出奇地平静。事件好像是夏天的一场短暂的雷阵雨。雷声平息，雨也停止了。” 打打谈谈的过程中，抱有和平幻想的国民党当局一再忍让，日军借机增兵，步步紧逼。到7月25日，陆续集结至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 而8个月前，他还只是一名初中生。一心报国的他，“听闻29军中的大刀队厉害”，就投笔从戎加入了29军军事训练团，成了一名学生兵。 李鸿斌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描述过当年那个浴血的战场：“早晨6时左右，日军首先出动一二十架飞机，对我方阵地轮番轰炸……接着，敌机开始低空扫射，因为没有防空设备，战士们伤亡惨重……” 李鸿斌回忆，大多数学生兵不仅是第一次拿枪，也是第一次上战场，埋伏在战壕里时，还相当恐惧。但第一声枪响之后，就念着一定要守住阵地，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同班有个同学叫赵世荣，嘴唇四周已经血肉模糊，但还是抱着枪拼命射击。”他说。 日本战时出版的《大陆战史》中，也曾以他们的视角记录了这场战斗的惨烈，称“赵登禹的防守非常坚固，几经阻战无法容易地将它拿下”“白刃战到处发生”“这就是一场白日下的噩梦”。 在这场卢沟桥事变期间中日两军最激烈的战斗中，南苑守军7000人中，伤亡超过5000人。与学生兵并肩作战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两位将领壮烈殉国。 平津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遭受空前洗劫，南开大学更是在轰炸中被夷为瓦砾。为保护教育与文化火种，吴大猷、任之恭等在内的高校师生，分批撤离。 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郑天挺，年初才经历了丧妻之痛，他拖着五个年幼的子女，在危局中挑起了转移师生及图书、仪器等的重担。 郑天挺的子女在《三十年风风雨雨》一文中讲述了当时的场景，“8月某日，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校中人已极少，办公室只先生一人对付，情况异常紧张。” 乱世之中，爱与道义的撕扯之下，为了顺利转移，郑天挺忍痛将子女留在北平，只身南下。孩子中最小的才3岁，最大的不过13岁。这一别就是数年。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南迁的师生，先聚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因战火逼近，一路辗转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夏天漏雨、冬天灌风的条件下，西南联大这所集三校之力组建的“临时大学”，却发展成当时教书育人的理想场所、救亡图存的精神高地。 8年多的时间里，西南联大共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其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文化学者。 “枪口终于向外了，百年以来受尽列强欺凌屈辱的中国睡狮怒吼了，怎不叫人欣喜欲狂？”1937年7月，正在北平西山参加暑期夏令营的燕大学生赵荣声，听说29军已经和日本兵打起来了，非常兴奋。 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8日下午，北平学联等组织学生代表等人到前线慰问。当时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学生赵石在《我的清华革命岁月》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东直门，一位排长领我们上城去看防御情形，当我们的代表讲完话时，排长回过头对弟兄们说：‘听见了吗？他们的意思就是叫我们抗日!’” 7月10日，北平学联等进步团体发起捐献麻袋运动。几天的时间，大学校园里的麻袋就“堆积如山”。这些麻袋被送往前线，装入沙土，筑起一道道防御工事。 “我们看到许多五六十岁的民夫，他们经不起昼夜不停止的工作，肢体发肿的。许多应差的毛驴，日夜不停地输运，连饮水工夫都没有，即渐渐瘦倒了。”范长江将他的所见所闻写进了《卢沟桥畔》，并感慨道“他们对于这种辛苦的服务，毫无怨言”。 1935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田汉和聂耳两位艺术家，以笔为刀，以曲为号，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最强音。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当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男女老幼，甚至不分国内和海外华侨等等，都能投入这样一场战争当中，这是我们抗战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最基本的条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张珊珍说。 “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把兵当”“今朝不吃糖，将钱去救国”……社会各界迸发出的抗日热情和力量，如潮水般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 1939年的7月7日，朱自清在《这一天》一文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七七事变后，中国由局部抗战转为全民族抗战，并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也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1942年7月7日，伦敦新闻纪事报曾发表文章称：“英国今日所艰苦撑持的战争，实发动于1937年中国的七七事变。”“中国之拒绝对日屈服，裨益英美匪浅。” “中国抗战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也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说，“由于中国抗战作出的重要贡献，在战争后期，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当我们走过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仿佛仍能听见卢沟桥的枪声穿越时空。那“一夜之间”被永远刻入历史年轮，它见证的不仅是奋起的抵抗，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中的觉醒与凝聚——“我们四百兆人团结所成的城，是任何种炮火所不得攻破的!”
